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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陶渊明任镇军参军之辨疑与新探

  

  陶渊明作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人物,历代至今,有关其生平研究的着述、年谱甚多。 但由于史料的语焉不详,还是存在许多聚讼纷纭的疑点问题———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详情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陶澍对” 刘裕说”的否定纯属主观臆测,其” 刘牢之说”更是破绽百出,但” 刘裕说”并非无懈可击,结合相关史料推究其细节,其实存在很多前人未察之疑窦,笔者在此举其大端于下:

  1.以陶渊明当时身份,进入刘裕幕府的可能性不大、合理性不足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于京口独树义旗,一举攻克建康,驱逐桓玄之后,以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八州( 至次年底渐增至十六州) 军事,实际执掌朝局, 其镇军将军府一时成为刚兴复的东晋朝廷实际上的权力中心,非一般藩镇幕府可比。

  而且,刘裕幕府之军政实力在此后的十 多年间不断增强,最后演变为架空、取代东晋朝廷的” 霸府”,成为刘裕卒移晋鼎的政权基础, 而此际开建的镇军将军府,就是刘裕” 霸府”的最初雏形。让我们先通过下表来分析此时刘裕镇军府幕僚的构成: 为具体展示元兴三年时期刘裕幕府的情况并便于与陶渊明的情况进行比较, 表中囊括了史料明确记载在元兴三年进入幕府的所有人员( 所据史料均出自《 宋书》 各人本传) ,计有镇军府长史、司马、谘议参军、参军、主簿、行参军等高中级僚佐 23 人。胡藩出自江州地方豪族的豫章胡氏,先后仕宦于上游的荆江雍三州,后来跟随桓玄,历任其幕府参军。刘裕” 素闻藩直言于殷氏( 荆州刺史殷仲堪),又为玄尽节,召为员外散骑侍郎,参军军事”。 因此, 胡藩是作为桓玄阵营的忠义之士的代表且为刘裕所” 素闻”,才被刘裕召入军府的。 如此用人之术,可视为对桓玄阵营的分化瓦解,尤其是对因地缘关系长期仕宦于桓楚政权的荆江雍三州地方豪族的” 政策感召”。 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裕此术收到实效,胡藩最终忠于刘裕,成为刘宋的开国功臣。

  当然, 史料关于此际刘裕军府僚佐的记载不一定完整,表中所列或非刘裕幕府全貌,但是,其显示的镇军府僚佐的三个类型应该不差, 所反映的当时刘裕军府僚佐所具备的身份背 景应该不差。 在分析了元兴三年刘裕镇军府的幕僚构成之后,联系到陶渊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陶渊明作为一介江州地方人士,既非高门士族,更非建义功臣,也无毛、胡二人的特殊条件和机缘,根本不具备当时镇军府幕僚所有的身份背景或说资格条件,如何能厕身于刘裕幕府? 显然不合情理。不仅如此,按晋制,幕府参军虽有( 朝廷) 除拜、府版之别,但任用的决定权在府主———在刘裕刚兴复晋室、 晋安帝尚未返还建康时开建的镇军府更是如此,而府主辟召、任用的起码前提是知道和赏识其人,而当时陶尚非” 名士”,仅是一个刚刚守丧期满的前任州吏———即或在江州士流有一定声誉, 但也必不为远在京口、 常在行伍的刘裕所知,也与刘裕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素无关系渊源,应该连进入刘裕视野的可能性都没有, 更不可能成为刘裕的辟召对象。

  2. 陶渊明当时所处的寻阳形势不允许陶在此时东下建康

  这里首先须辨明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具体时间, 此问题又涉及其转任建威参军的时间衔接问题。 按” 刘裕说”的通常说法,陶渊明是在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出仕刘裕镇军幕府( 如《 年谱重考》 所言),在是年六月或稍后不久, 刘敬宣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时,陶转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仕宦于江州军府———这也是符合常理的正常情况。

  唯《 年谱重考》 似乎将陶出任建威参军的时间推迟到次年( 即义熙元年,405 年) 三月,不知何据? 其实,陶诗《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表明义熙元年( 405 年) 三月应是陶渊明出任建威参军的最迟时间,而不一定是起始时间。 因为据《 宋书刘敬宣传》记载:刘敬宣因见忌于义军二号人物刘毅,” 安帝反正( 或指义熙元年正月” 乘舆反正”,或指三月安帝返回建康),自表解职”,义熙元年( 405 年) 三月极有可能是陶渊明建威幕府生涯的最后岁月,刘敬宣解职江州应该在此时或稍后不久。

  而至是年八月,陶已改任彭泽县令,离开建威幕府。若陶渊明的建威幕府经历终于义熙元年( 405 年) 三月或稍后不久,那么按” 刘裕说”,最合理的时间链应该是: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出仕刘裕镇军幕府,是年六月或稍后不久转任刘敬宣建威参军至次年三月, 其任镇军、建威参军总计最多一年时间。然而,原在寻阳、服丧刚满的陶渊明有无可能在元兴三年( 404 年) 四五月间东下建康,出任刘裕参军呢?寻阳是晋末江州州治, 也是桓氏长期经营的势力范围。 就在元兴三年( 404 年) 三月初刘裕攻克建康,桓玄西逃江陵以后,寻阳仍由其党羽龙骧将军何澹之等为桓氏所守。 四月庚戌( 二十三日) 桑落洲之战后,义军才进据寻阳,而此前一直是” 敌占区”,与建康不通音讯。 但义军西征并未一帆风顺,战事时有胜负,因而义军或朝廷此时对寻阳的控制并不稳定。

  五月,桓玄收集余众,挥师东下,逼近寻阳上游的武昌, 就在义军自寻阳西上迎敌的空隙, 桓玄余党刘统、 冯稚等又一度偷袭占领寻阳,旋为义军虎威将军刘怀肃讨平。 直到六月或稍后刘敬宣以江州刺史之镇, 寻阳局势或才逐渐稳定, 并成为朝廷西征桓氏余党的前哨基地。 因此,六月之前,寻阳处于朝廷与桓党两军对垒、拉锯争夺之间,其形势不太可能允许陶东下建康。而且,若按前说,在刘敬宣出镇寻阳之后,陶渊明没有就地仕宦于州府, 而是东下建康应辟刘裕军府,不久之后,再溯江西上,返回寻阳,仕于刘敬宣军府。 百日之内,千里之间,如此往返折腾,虽说不是绝无可能,但终归乖违情理、不符常规。 而若陶渊明出任建威参军就在六月, 则陶几乎没有此前再下建康任镇军参军的时间余地。

  3. 陶渊明先任刘裕镇军参军又转任刘敬宣建威参军的合理性不足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幕府参军只是一种职事,本身并无品级,但不同级别的军府参军确实有不同的” 资序”或资格要求,因而仍然存在着地位、官资的差别。 刘裕镇军府是持节都督府,属二品,职权是都督九州军事( 在八州基础上又新增江州);刘敬宣的建威府非持节都督,是普通的州府,依其本官( 建威将军、刺史)是四品,而且连督本州军事的职权也没有,与刘裕镇军府相比,不仅级别相差悬殊,其职权差别更不可相提并论。 刘裕镇军府参军多兼带五品太守或四、五品将军号,其官资实在五品以上;而普通州府参军( 不包括长史、司马等上佐) 官资大体相当于六七品县令 ( 如陶渊明后来改任的彭泽令),少数特例有至五品太守者;从刘裕镇军府参军的职官迁转来看,也没有转任普通州府参军的事例,如:庾登之、江夷从镇军参军转任琅邪王司马德文的大司马( 一品)府参军;臧熹自行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 五品) 。 因此,从镇军府参军到建威府参军,在官资、地位上是明显的降黜———在没有合理缘由的情况下,这种降黜是很不正常、很不合理的,这也构成陶渊明先作刘裕镇军参军的一个严重疑点。

  4.”经曲阿诗”不能证明镇军为刘裕

  如果《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下称” 经曲阿诗”) 是陶渊明经曲阿至京口赴镇军参军之任时所作( 如朱自清先生所言) ,则可以断定镇军将军必为刘裕无疑。 但是,史料清楚显示:在元兴三年三月到义熙元年三月之间, 刘裕及其军府不在京口而在建康,直到义熙元年三月” 归藩”,始返京口。 故陶渊明若赴镇军参军之任,自寻阳至建康即可,不必再东下京口。 而刘裕及其镇军府归藩京口之时,陶渊明已在建威参军任上。

  所以,” 经曲阿”必不是到京口赴镇军幕府之任。朱自清先生虽注意到在陶渊明可能出任刘裕镇军参军的期间刘裕不在京口而在建康, 但他从《 宋书·武帝纪》 中刘裕义熙元年” 屡请归藩 “推测:” 味’ 归藩’之语,殆( 刘) 裕在京口也设军府也。 “意即刘裕人在建康又在京口别有军府, 陶是到京口军府赴任。

  其实,” 归藩”一语,按当时制度,就是指王公诸侯或藩镇都督、 刺史回到其封地或任职之地,并不能以此推测刘裕在京口别有军府,且更无任何史料确载支持此论,朱氏推断实难成立。此外,还有一个前人因循的误解必须指出:曲阿其实不是从建康到京口所经之地。 由于曲阿大体地处建康与京口之间,若不加细考,容易使人联想到陶渊明从寻阳顺江而下到建康, 再由建康经曲阿,必是前往京口,但细究曲阿之地理位置,其实不然。 据《 宋书·州郡志一》 南徐州条,曲阿县属晋陵郡,又名云阳,即现在的江苏丹阳,其地处于京口( 今江苏镇江) 之南。 此外,据史料显示,建康至京口的交通路线有水陆两条,一是长江航道,顺江而下,最为便捷。 二是陆路,即从建康城北经覆舟山( 今南京小九华山) 、江乘( 今南京栖霞 山附近) 、竹里( 今江苏句容北) 至京口,这是一条大体上沿长江南岸延伸的缘江大道, 也是刘裕在京口举义后挥师向建康的进军路线,《 宋书·州郡志一》言南徐州至建康陆路二百里即指此道,而此道并不经过偏处京口之南的曲阿。

  因此,建康至京口,水陆两途,都与曲阿无涉。不过,曲阿也确实是建康的交通要冲,但不是北上京口,而是南通吴会。据田余庆先生论及” 关于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所考证,曲阿位居建康—会稽之运河交通线上,此条主要借助江南运河的交通线又有两途:一是江南运河 + 长江航道,即由会稽经浙东运河至钱塘,经云阳( 曲阿) 到达京口,再沿大江到建康。二是江南运河 + 破冈渎,即沿江南运河到云阳( 曲阿) 后,不再北经京口,而是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建康。

  两条水道,均要经由曲阿。按此路线,虽然经曲阿也可达于京口,但显然是迂远周折之途,绝非当时行旅之寻常合理之选择。因此,与其说陶渊明经曲阿是前往京口,不如说是前往三吴更为合理。 朱自清先生所言” 渊明始作参军而经曲阿,当是赴丹徒”,陶澍言” 诗题云经曲阿,镇军( 按陶氏说指刘牢之) 在京口,曲阿有必经也”,均有不加细考之失。 从这点看,朱氏关于刘裕在京口别有军府的推测即使成立,也不能圆通” 赴丹徒”为何要” 经曲阿”之疑问。所以,” 经曲阿诗” 只表明陶渊明在作镇军参军时曾” 经曲阿”而已,而绝不能说明是经曲阿到京口赴任。 至于为何事经曲阿,可能性甚多,实不可考。

  如果说陶渊明在建康任镇军参军时,被刘裕派出公干而经曲阿,从道理上固然能讲通,但如此说来,” 经曲阿”与刘裕之间并没有任何唯一、直接的联系, 因为陶渊明也可能被刘裕之外的其他镇军将军( 若有) 派出公干而经曲阿。 因此,” 经曲阿诗”本身既不能指向京口,更无从指向刘裕,显然不能成为支持” 刘裕说”的直接凭据或佐证。

  那么,在桓玄的伪楚朝廷中,是否有这样一个镇军将军呢? 由于桓楚政权历时短暂,且为” 篡逆”性质, 封建正史中有关桓楚政权的记载自然不会完整详尽, 但幸运的是, 在一鳞半爪的史料钩沉中,还真可找到一个桓楚的” 伪镇军将军”———此人名叫冯该。

  1.桓楚镇军将军冯该史料出处及考证

  镇军将军冯该见于 《 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 :复进军夏口。 伪镇军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据鲁山城, 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偃月垒。 于是( 刘) 毅攻鲁山城,( 刘) 道规、( 何) 无忌攻偃月,并克之,生禽仙客、山图。 其夕,该遁走,进平巴陵。文中的” 伪镇军将军”也表明冯该此军号乃桓楚伪职无疑。刘道规传记载的夏口之战发生在元兴三年十月,《 晋书·桓玄传》《 资治通鉴》 卷 113 也均有记载,但冯该军号都作” 镇东将军”。 由于《 晋书》《 资治通鉴》成书晚于《 宋书》,所以《 宋书》 与《 晋书》《 资治通鉴》之间的歧异,在没有确凿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应以较早的《 宋书》为准,此点应无争议。不过,《 宋书》 关于冯该此时军号的记载除刘道规传记之外,还有一处,即《 宋书·刘怀肃传》 :” 伪镇东将军冯该戍夏口东岸 , 孟山图据鲁山城 ,桓仙客守偃月垒,皆连壁相望。 “———也作镇东将军,那么《 宋书》 自身两处记载之间的歧异,应以何为准? 笔者以为,应在详加辨析之后确定。按魏晋南北朝的军号制度,像” 镇东将军”这样带方位词( 东西南北) 的军号( 包括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将军、四中郎将),其授予是有制度惯例可寻的。

  带” 东”字的军号按例只授予会稽太守( 在设立军府时,通常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又称” 东府”)。 而冯该长在西楚,无任官东南的经历( 详见下文),不合为镇东将军;而且,桓楚时期担任会稽太守之人史有确载,是出自会稽余姚望族的虞啸父,军号为征东将军。 所以,冯该军号为镇军可信, 而刘怀肃传记中的镇东, 应是或因” “” “字形相近、或因涉下文” 东岸”而发生的讹误。 此后,《 晋书》《 资治通鉴》也因袭了这一讹误,当然,也不排除是《 晋书》《 资治通鉴》 在传抄过程中因为刘怀肃传同样的原因而自身产生讹误。通过上述辨析, 刘道规传记载的冯该为桓楚镇军将军的史实应该足以定谳。

  2.关于冯该其人其事

  作为桓玄集团的主要党羽的冯该,《 晋书》 无传,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史料中仍有不少关于其人其事的记载,通过梳理,大致可以勾勒出其生平事迹。冯该,籍贯年岁不详。 在淝水之战后不久的太元十一年( 386 年) 为扬威将军,系荆州刺史桓石民部将。 是年十月,前秦苻坚的庶长子苻丕僭号于河北,谋袭洛阳。 石民遣冯该讨之,临阵斩苻丕,传首京都,这在当时是大功一件。隆安三年末,又为桓玄部将,帮助桓玄先后袭杀南蛮校尉杨 期、荆州刺史殷仲堪,为桓氏兼并上游势力、割据上流立下汗马功劳。

  元兴元年( 402 年) 春,在桓玄东下讨伐会稽王父子时,又作为桓玄的先锋,大败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于历阳,又为桓玄掌控建康、夺取执政权立下头功。 元兴二年( 403 年) 九月,冯该任雍州刺史,镇襄阳。十二月,桓玄篡位后,封赏宗族及功臣,宗族桓谦、桓修等为王爵,卞范之为临汝公,殷仲文为东兴公,冯该为鱼复侯,位居桓楚开国功臣中的武臣之首。 元兴三年( 404 年) 五月,桓玄在峥嵘洲被义军大败,逃回江陵城。 冯该劝桓玄更下再战,玄不从,将亲近腹心百许人欲出汉川投梁州刺史桓希,后被毛修之等诱杀于枚回洲。 桓玄死后, 冯该与桓玄族子桓振继续与义军抗衡。 十月,冯该与义军战于夏口,败走( 即上文述及的夏口之战)。 义熙元年( 405 年) 正月,义军攻江陵,冯该与义军战于豫章口,再败,被刘怀肃追斩于石城。

  由上可知,冯该是太元时期的疆场宿将,边功卓着,其资历功绩略与刘牢之相仿,只不过一在上流荆楚,一在下游北府。 由于地缘关系的原因,冯该长期效力于桓氏集团, 并为桓玄势力的发展贡献巨多,可称为桓玄阵营的头号爪牙之臣。

  桓玄篡位后,自然是桓楚开国功臣。 在桓玄死后,冯该继续作为桓氏余党的中坚为桓氏卖命, 与刘裕义军敌对抗衡,周旋到底,直到义熙元年初兵败身死。为了说明与陶渊明此段经历相关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再进一步弄清冯该在桓楚开国时期的有关细节。 史载桓玄即位之初,对宗族功臣加官进爵之外,” 又普进诸征镇军号各有差”,冯该军号进为镇军将军,当在此时———即元兴二年( 403 年) 十二月受封鱼复侯的同时。 爵位、军号之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冯该此时的官职是什么? ———史无明确记载。笔者以为, 冯该此时官职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继续担任是年九月见任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上流荆州是桓氏长期经营和发迹之地, 在桓楚政权中势必居于比晋室时代更加重要的地位, 因此桓楚荆州刺史是桓氏宗族中” 偏为玄所亲爱”的从弟桓石康。 而雍州( 襄阳) 对于荆州( 江陵) 的重要作用,形似京口之于建康,麇集襄阳的北方流民集团是荆州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因此,冯该继续镇守襄阳, 和其位居桓楚开国功臣中武臣之首的身份地位相符。 此外,史料显示当时其他重要藩镇均有其人:徐州( 镇京口) 为抚军大将军桓修,荆州( 镇江陵) 为右将军桓石康,豫州( 镇历阳) 为左将军刁逵,江州( 镇寻阳) 为郭昶之,青州( 镇广陵) 为征虏将军桓弘。

  换言之,冯该此时若居藩镇,雍州之外,别无他处与其身份地位相符,另一方面,也没有史料显示雍州刺史在此时发生替任。 由此可以基本判定:桓楚开国功臣———镇军将军、鱼复侯冯该在元兴二年末、三年初的桓楚朝廷中,继续担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3.陶渊明在冯该幕府的轮廓勾画元兴二年末三年初,陶渊明在服丧期满后,正值桓楚朝廷新建之初。 此时冯该正以镇军将军、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而陶渊明在桓玄江陵幕府时期,必然和这位桓玄的爪牙之臣相识相知,冯该辟召陶渊明为参军, 合情合理。 家于江州寻阳的陶渊明出仕于雍州,与胡藩早年情况相同:籍贯豫章南昌、同属江州人士的胡藩就曾在” 不就( 江) 州府辟召” 之后又出任雍州刺史郗恢征虏将军府的参军,江州人士仕宦于临近的荆雍二州,符合惯例。那么,陶渊明在冯该镇军府中待了多久呢? 如前所述,冯该作为桓玄党羽的中坚,在桓玄败亡之后,仍与刘裕抗衡,直到义熙元年初陨命石城。 而按陶渊明心性行迹,在此动荡混乱的局势中,应该不会跟随冯该走那么久、那么远,中道辞官、脱离冯该的可能性极大。 具体脱离时间,应该在元兴三年四月桓玄从建康败还江陵前后不久, 最迟也不过在五月桓玄败死枚回洲之后。

  至于冯该此后继续效忠桓氏、和义军一战于夏口、二战于豫章口的敌对性军事活动,陶渊明参与的可能性不大。 按此推测, 陶渊明在冯该镇军府的幕僚生涯大约不超过半年时间。大约在元兴三年四五月间, 陶渊明就回到寻阳家中,实现了” 终返班生庐”(” 经曲阿诗”句) 之愿望而重归田园, 从荆江地区的动荡纷乱的时局中暂时解脱出来。 六月或稍后, 刘敬宣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来镇寻阳时,赋闲在家的陶渊明被刘敬宣辟用为参军。 这可能有出于安抚笼络西人的考虑,而陶作为郡姓大族,被新任刺史用为州府僚佐也是常例。 但陶此次在镇军、 建威幕府之间转任,实质是从桓氏阵营、僭伪政权向晋室朝廷的回归,这段经历也是陶渊明生平的一段难言之隐,所以在诸种史料中,为何《 晋书》《 南史》 、萧传均语焉不详,颜诔甚或削而不书,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是善意地为贤者隐讳和模糊处理了。

  4.” 经曲阿诗”如何解释

  如果确定陶渊明于元兴二年末三年初实任冯该镇军参军,那么,又如何解释” 经曲阿诗”呢? 如前所述,” 经曲阿诗” 本身与京口或刘裕本无直接联系。 陶在雍州幕府,仍然有可能东下建康、并在到达建康后因事去曲阿———至于去曲阿的具体缘由,因为资料所限,实非今人所能细考。陶渊明东下建康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在元兴二年末( 也是陶渊明入幕之初) 陪同或受冯该派遣入朝, 参加十二月桓楚的即位典礼或次年正月初一的桓楚朝廷的正旦元会, 情况和刘裕跟随徐州刺史桓修入朝相类:” 十二月, 桓玄篡帝位……桓修入朝,高祖从至京邑。 “当然,冯该若在雍州,因与建康悬远, 本人不一定前往建康, 但值此重大典礼,遣使入贺是必然的,陶渊明曾为桓玄幕僚、又有家叔( 陶夔) 在建康,正是合适人选。 因此,” 经曲阿诗”应作于元兴二年末、三年初陶渊明任冯该镇军参军前往建康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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