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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观遗传研究热背后的伦理思考

  表观遗传学的进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涉及个人和社会对减轻风险的责任问题

  表观基因组是附加于基因上的化合物,它们能调控基因的活动,如基因的表达,这种变化被称之为表观遗传变化,但并不改变 DNA 序列。在细胞分裂时,表观基因组的改变会保持下来,并能代代相传。

  环境的改变,例如一个人的不当饮食或接触污染物,可能影响表观基因组。表观遗传的变化可帮助决定基因的开关,影响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表观基因过程发生差错可导致异常的基因活动或使基因处于休止状态,这就可能引起遗传障碍,癌症、代谢障碍和退化性障碍(如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都与表观遗传的差错有关。这些基因组似乎受到衰老和不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烟、过量饮食)等因素的干扰,影响那些基因被激活以及激活它们的方式及时间。人类表观遗传学的进展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并产生更为安全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法。

  表观遗传学可以在两方面促进个体化医学:提供信息和干预。在提供信息方面,表观遗传信息能尽早地在症状发作前对患者个人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提出一些预防性措施和建议,也可作为药物遗传学和营养遗传学的补充信息。在干预方面,当一种疾病被视为源自表观遗传的缺陷时,表观遗传疗法就可以作为首要治疗手段,也有可能用于防止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抗药性。许多表观遗传药物已经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

  由于表观基因组具有高度的环境依赖性、较强的可塑性,表观基因组变化的可逆性及其变化的可遗传性,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一般医学的新的伦理问题。例如长期接触严重雾霾或吸烟可能引起表观基因组的有害改变,这种有害改变可遗传给子孙后代。但如果改善环境或停止吸烟,这种有害改变就有可能逆转。于是,就会引发这样一些问题,涉及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所属的社会什么事可能做、什么事应该做以及谁有责任去做,即涉及个人和社会对减轻风险的责任问题。 对风险的伦理含义的评估不仅包括已知风险应如何管理,还包括医学专业人员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应如何行动

  整体来看,表观遗传学有下列三个新的伦理问题。

  表观遗传的风险。包括信息风险和治疗风险。表观遗传学的变化不都是有害的,但如果这个改变是有害的,就会产生多方面的风险。我们可以利用表观遗传信息来预测未来疾病风险的可能性。但当我们通过鉴定表观遗传生物标记物获得很多表观遗传学信息时,究竟该怎样利用这些信息?有人认为,尊重一个人的自主性意味着给他们尽可能多的信息,并让他们自己作出决定。然而,这种观点有可能使我们将责任全部推到个人身上。然而,个人的选择不仅是”局部”的,如”我现在要不要吃这个汉堡”,而且关涉他们想要过何种生活的”全面”选择,如”我是否要做一个素食主义者”。这类选择与我们对自身身份的认识和建立有密切的联系。

  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必须思考其他人的责任,包括社会公共机构(包括医疗机构)的责任。他们有责任采取行动,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个人在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改变。治疗的风险也许对个体化医学领域特别重要,对风险的伦理含义的评估不仅包括已知风险应如何管理,还包括医学专业人员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应如何行动。

  以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严重公共卫生问题的肥胖症为例,各方就有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将肥胖症的责任直接归结于个人及其行为,如过度饮食、缺乏自我控制、作出不健康的选择等(行为论);第二种反应是寻找环境中的因果责任,例如同龄群体的压力、广告业和跨国公司推出特定的产品如汽水和汉堡的所作所为(环境论);第三种反应是把因果责任归之于个人的身体,认为那是不受个人控制的身体新陈代谢缓慢,结果导致肥胖(身体论);第四种反应是认为”肥胖没有问题”,我们应”包容”肥胖,并指责社会对差异不够宽容(正常论)。医务人员在治疗时就可能会遇到病人、病人家属以及周围的人这些不同的反应,并有可能不知不觉地作出某种或某些反应。

  在生命伦理学领域,我们往往会过分关注个人应该做什么,而不去关注我们医疗制度本身 第二个伦理问题是责任问题。涉及表观遗传变化的责任如何分配、由此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什么、谁应该负担预防和改善表观遗传损伤的社会和经济代价以及对于可能会影响后代的表观遗传变化有哪些责任问题。其中问题的关键是,个人责任的承担问题。在这方面,个人与环境影响的交互作用是问题的核心。

  有些人认为,由于表观遗传损害可能是由自愿行为造成的,如吸烟或饮食不当,所以个人必须为这种损害承担责任。在表观遗传发育中,子宫和幼儿的微环境尤为重要,这是我们强调父母使他们后代得以全面发展的责任。然而考虑到表观遗传的高风险与子宫环境因素相关联,把表观遗传健康的责任归于父母可能会给妇女带来不公正的负担。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并无新意,例如人们早就期望妇女在妊娠期间不要吸烟饮酒。然而,以前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在怀孕前很久发生在父母自己身上的表观遗传变化可能会传递给他们的后代。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将父母的行动限制过严,应该平衡当今时代与未来时代之间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今天活着的人的自主性不应该为消除知之甚少的伤害可能性而作出牺牲。我们也不能将责任全推给父母,不能让肥胖症患者这么说:”这是我母亲的错!”

  因此,表观遗传学促使我们要认真思考造成表观遗传有害改变的责任的公平分配问题。这种考虑涉及个人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可能存在许多不受个人控制的宏观环境因素会对表观遗传基因组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不应将个体特定的表观基因变化的因果责任或道德责任都分配给个体。由于环境污染(如雾霾)引起了表观遗传学改变,无论在理解和应对方面,则主要是企业(污染源)的社会(管控不力)的责任。在社会责任问题上,我们应更为重视制度责任。在生命伦理学领域,我们往往会过分关注个人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关注脱离制度的抽象问题(例如对安乐死的讨论),而不去关注我们医疗制度本身。例如我们在”以药养医”、将公立医院看做增殖资本谋取利润的企业、将医疗视为赚钱职业的错误制度中讨论医患关系和医生医德问题,往往会南辕北辙。我们不仅要思考个人行为及其造成表观遗传的有害改变,更要关注制度上哪些问题给个体的表观遗传发生损害。

  关注的重点应置于防止和逆转表观遗传损害方面的社会和制度的责任上

  表观遗传公正。这要求我们关注人们由于社会安排的结果而处于不健康状态的不公正问题,以及社会如何保证社会群体都能享有表观遗传学可能带来受益的公平问题。

  有学者指出:”表观遗传的调整是从世代过去(我们对其无法影响)延伸到未知的未来(我们有可能施以影响)。”我们会被那些从我们祖先继承下来的表观遗传损害所累。如今发生的表观遗传变化也可将其影响延伸到未来。对表观遗传有损害作用的环境毒素对我们这一代是重大的挑战,我们正暴露于我们祖先所造成的污染之中。如果我们对环境不加改变,那么我们未来世代将暴露于我们现在排放的毒素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公正地对待表观遗传的遗传特征?我们如何在对未来世代的担忧与今日活着的人的权利和自由之间找到平衡点?鉴于表观遗传知识的进展,我们应如何改变关于环境污染的观点? 表观遗传学影响着我们对基因-环境相互作用概念的理解,而这可能产生非常深远的后果。我们期待,表观遗传变化得以逆转的可能性在将来会很好地得到实现。这将把个人从环境或行为因素引起的表观遗传伤害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注意力必须转向确保这一领域内的科学进展带来最大的社会效益。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今日无伤大雅的,可能会成为明日的明显危险,但在判断行动者的行为或者分配表观遗传伤害的责任时,我们不应该去惩罚那些本来不能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或本来不能做任何事防止伤害发生的人,我们关注的重点应置于防止和逆转表观遗传损害方面的社会和制度的责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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