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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理论上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

  近代以来,西藏问题争议的内容就是”围绕着对中国主权的看法”,而”宗主权”(以下省略引号)是英国否定中国主权的工具,国民政府同英国政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学术界研究了宗主权的产生和实质,亦分析了1943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政治地位之争,但是自1907年英俄两国”第一次把中国政府与西藏的关系用’宗主权'(suzerainty)一词界定下来”,”没有人下功夫弄清楚它的准确含义”,亦未弄清英国是如何玩弄宗主权及国民政府的应对,本文试探析之。

  在探讨争论之前,有必要赘述宗主权的出笼和国民政府的认识。1903年1月8日,英印总督寇松(LordCurzon)首次提出中国对藏只有宗主权。英国接着发动第二次发动侵藏战争,企图”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1907年,英俄合谋以宗主权否定中国对藏主权,声称”西藏是中国宗主权下的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afeudatorystate),不仅拥有很大的自治权,而且有权和邻近国家就相互间贸易、边界缔结条约”。1912年6月,英印政府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强调愿意”看到西藏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保持内部自主权,不受中国干预”。至1921年,以反对中国政府恢复驻藏办事长官和派驻军队、企图制造”大西藏”两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英国政府宣称:”大不列颠所取得的唯一特殊利益,是作为一个在地理位置上使其对西藏具有压倒优势的政治影响的强国理应有权要求的。”国民政府曾经总结过英国的侵藏特点,说:”甲、取得我政府对于其在西藏已经获得之权益之承认,则可假尊重我宗主权之名义,而阻止其他国家对西藏作任何之企图。乙、在不变更我宗主权之名义下,将历次条约关于’外国’之各项规定,一律施诸我方,故凡遇中央在藏有所行动,彼即要求享受一相抵或相同之权利。丙、一面支持现状,牢笼一般藏官心理,一面唆使藏方推拒中央一切新设施,而维持英国在藏所占之优势。丁、对中央及各外国种种抵拒行为,多由英人暗中操纵而概诿诸藏方,以卸责任。”这说明,国民政府对宗主权的本质具有一定的认识。

  五院制国民政府在成立后即宣示对藏主权。1928年10月9日,外长王正廷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M.Lampson)提出:《藏印通商章程》是1908年4月20日签订的,第13款规定”此次章程自两国全权大臣及西藏代表员签押之日起,应通行十年。若期满后六个月内,彼此俱未知照更改,此章应再行十年。每至十年,俱照此办理”,”今年4月20日,第二个十年已结束。中英两国应根据现况,缔结新的藏印条约,以发展藏印贸易,并加强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对此,兰普森建议英国政府”最好置之不理;即使要回答,也要非常简便。因为如果争辩,南京政府就会反驳,从而给它提供炫耀自己(享有主权)的机会,而目前中藏关系仍然朦胧模糊(nebulous),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它那不确定的宗主国权力(suzerainrights)”。他的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的采纳。

  国民政府见英国政府置之不理,设法通过内部协商解决西藏问题,英国政府敏感地注视着。1929年,达赖、班禅两个系统争吵,国民政府进行协调,英国政府担心国民政府乘机武力解决班禅返藏问题,因为”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就不断传言提议中国干涉,以维护对藏宗主权(suzerainty)”。1930年初,刘曼卿、贡觉仲尼受国民政府所派入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交换意见,英国政府认为国民政府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再次确认中国对藏传统的宗主权(traditionalsuzerainty)”。显然,英国政府有意以”suzerainrights”或”suzerainty”混淆国民政府强调的主权。随着第三次康藏冲突的发生,国民政府与噶厦的协商进程中断,英国政府放下心来。

  十三世达赖喇嘛1933年12月17日圆寂后,国民政府派遣黄慕松1934年入藏致祭,并与噶厦”就西藏在中国的地位展开协商”。英国政府批评认为噶厦”不再坚持、甚至不要求英国政府代表在场,而这是1914年西姆拉草约第5款规定的”。1934年11月10日,黄慕松对噶厦强调”西藏当然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及”西藏服从中央”两点。11月16日,噶厦回答说:”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西藏之内外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西藏内务之政教所有例规,应如现在自权自主,所有西藏之文武权力不由汉政府加以干预,应如先后口允者为准”;”为西藏地方安宁,故边界之国家及奉行佛法之人类,应予和好如现在,然西藏与外国立约未尽之事,其重要者,由汉政府共同办理。”黄慕松指出,噶厦”对于领土主权,较有相当认识”,只是对于服从中央”颇多扞格矛盾处”。英方档案所载噶厦致黄慕松信函则说:”为了对外表现一致,由于西藏毗连中国边界,我们承认从属中国,但是所有对外关系和内政之权不受干涉。”这把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称为”从属中国”,却称西藏所有内政外交权”不受干涉”。

  本来,黄慕松与噶厦商定派一名噶伦入京答谢中央政府致祭,进一步协商西藏与中央的关系。为阻断此进程,英国政府决定派驻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Williamson)入藏。威廉逊启程前,英国政府、英印政府讨论了行动准则。1935年6月28日,英印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要考虑两方面:其一,”由于陛下政府在华具有巨大商业利益,对藏政策须服务于对华总政策,不能招致南京政府的敌对和猜疑。即是说,我们不能被南京政府认为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来,我们自己在1914年(参见这年未获批准的西姆拉草约第2条)承认了中国对藏宗主权(suzerainty)。黄慕松入藏期间,西藏政府也承认了此权。”其二,”近年来东亚和中亚出现的新政治因素对英印政府维持对友好西藏的影响无比重要”,主要表现在:首先,”中国共产主义者被驱赶至靠近西藏边界的地区。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当局已考虑在其新疆的机构与西部中国的红军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其次,日本步步入侵中国,不可避免使它”对中国坚持拥有宗主权(suzerainty)的边远各省的兴趣日益增加,特别是日本认为其有可能在新疆或蒙古对苏联的侵略”。在这两方面下,”维持一个由神权统治的独立和自治的西藏(anindependentandautonomousTibet),比起任何恢复中国对西藏有效控制和防止苏联前进到印度边界来说,要可靠得多。”据此,英印政府建议:噶厦如果询问”能否保证保卫拉萨,则威廉逊应清楚地回答不能保证保卫西藏反对南京政府,因为西藏人自己确认了中国宗主权(suzerainty)”。但是,英印政府要指明”虽然印度政府准备承认中国理论上的宗主权(thetheoreticsuzeraintyofChina),但要遵守西藏事实上为自治国(anautonomouscountry)的政策。这一保证完全符合于西藏在致黄慕松函中所表明的承认中国宗主权(Chinesesuzerainty)之意”。总之,”印度政府渴望维持与西藏的传统友谊,同过去一样直接与西藏打交道;如果西藏卷入同中国的任何冲突,印度政府在南京给予西藏全面的外交支持。西藏不能就西藏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除非其代表能在平等的条件上参加谈判。任何驻扎在拉萨的中国官员,应被西藏视为外交代表,他们无权干涉西藏政策。进一步说,由于中国自己和西藏确认了中国宗主权(Chinesesuzerainty),中国无权干涉西藏;这一宗主权在允诺外来支持上禁止向西藏政府建议对华采取独立态度。”

  英国政府予以采纳,指示英印政府威廉逊入藏向噶厦传达下列态度:”(a)在准备承认中国理论上宗主权的同时,陛下政府坚持过去视西藏为事实上自治国的政策。(b)陛下政府渴望维持对藏传统友谊,同过去一样继续与西藏直接来往。(c)如果西藏卷入与中国的争端,陛下政府准备在正当法理范围内在南京全力给予西藏外交支持。”指示还称:”陛下政府愿意参加中藏间可能举行的任何一般性谈判,为重新铸造西藏作为中国宗主权(thesuzeraintyofChina)下自治邦的地位(thestatusofTibetasanautonomousState)而努力。”

  从上来看,黄慕松对噶厦强调的是主权,噶厦复函承认的也是主权,英国却有意将主权偷换为宗主权,称国民政府和西藏双方确认的是宗主权。与此偷换相对应的是:英国虽然声称不支持噶厦”对华采取独立态度”,却又称”中国理论上的宗主权”,西藏为”自治国”或”自治邦”,企图变西藏为”缓冲区”。此外,英国还担心中国在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上恢复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区的传统关系:”中国坚持对尼泊尔拥有模糊不清的宗主权(ashadowysuzerainty)”;”中国在西藏权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介入锡金问题”。

  威廉逊于1935年8月下旬入藏,11月死于拉萨。他竭力阻断西藏协商恢复与中央关系的进程。按照英方档案所称,噶厦的态度在威廉逊入藏破坏后发生变化。12月16日,侵藏急先锋黎吉生(Richardson)向英印政府汇报:”西藏政府现在无疑地不承认中国宗主权(Chinesesuzerainty)。”英国政府在1936年2月18日的文件中进一步称:”关于承认西藏从属于理论上中国宗主权(theoreticalChinesesuzerainty)的独立,西藏政府现在甚至连西藏只是名义上在中国宗主权下(underthesuzeraintyofChina)的实际地位都不承认……泽墨噶伦即宣布西藏的地位如下:’去年(1934年)黄慕松将军在藏期间,强迫西藏对外承认中国宗主权(Chinesesuzerainty)。西藏政府回答,如果汉人让出指定的地方,即位于东部边界上的德格和瞻对,同时仍然维持西藏内务与对外独立,不受中国干涉,则准备承认。西藏政府意识到中国还未让出德格和瞻对,因此现在拒绝承认中国宗主权(Chinesesuzerainty)——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事实上的。'”按此,威廉逊挑拨噶厦,如果国民政府不接受”外藏”、”内藏”的划分,不把德格、瞻对(即新龙)从西康划入西藏,就不承认”中国宗主权”。

  综上,英国政府声称”继续把西藏当作是中国名义宗主权下的一个自治体”,其含义是”英国政府认西藏虽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但在其本身管区内则属自治的”。1940年5月,继任驻锡金政治专员的古德(Gould)声称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享有”实际的自治”,此种”自治””属于并非完全的独立”。正因为英国政府以宗主权替换主权,所以这一时期中国舆论误认为宗主权就是主权,认为治藏原则之一就是”保留宗主权,凡国防外交对外通商等事,专由中央负责是也”。至于1935年华北危局逐渐恶化到1940年期间国民政府的态度,英国政府认为:”因为迫于日本的强大的压力,变得越来越默认英国的地位。例如,1940年,中国外交部长向英国保证,在拉萨的中国官员将劝说西藏人,虽然中国愿意在西藏人希望中国帮助他们的时候随时提供帮助,但是她将不试图去阻止西藏沿着自己的路线方针发展。”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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